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16世纪，牛顿还没有出生，伽利略正遭受禁令，布鲁诺被处以火刑烧死了，也就是说，所谓“现代科学”还没有从宗教和哲学中分离，那时候的自然科学还被称为“自然哲学”。因此，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标准来要求当时的人们。
见《增补徐光启年谱》。
见《利玛窦书信集》《利玛窦中国札记》。
然而，在16世纪，科学又的确有所发展。当时掌握了最先进科学的人往往是传教士，比如第一位在中国传教的利玛窦本人就是一名科学家、数学家，并对地理知识有着很深的了解。而另一位传教士，曾经来过中国的邓玉函则是伽利略的学伴，他们都是罗马灵采学院的院士，伽利略是第六名院士，而邓玉函是第七名。邓玉函本人擅长数学、医学、哲学、神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对希伯来语、迦勒底语、希腊语、拉丁语、德语、葡语、法语、英语都很熟稔，他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来华后更是与徐光启熟识。见《增补徐光启年谱》。因此，伽利略的最新研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中国并对中国产生影响。如此之高的效率，却并没有得到现代人应有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