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去依附学习笔记
一、理解如何“去依附”才能“读懂中国”
本书实为修订《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一书（以下简称《八次危机》）的副产品，所做的主要调整是改变了过去对危机系列的排序，把1949—1950年建国初期的危机纳入，并作为新中国遭遇的第一次危权。
对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此前写《八次危机》的时候认为，中国1949—1950年虽然有明显通胀，但那主要是民国解体之后留下的老问题。而新中国进入国家资本主导的工业化是在因朝鲜战争而大规模接受苏联模式的战略性援助后才正式开始的，因此中国的第一次危机应该是在1959—1960年，主要是苏联援助中辍导致内生性资本增密的中国工业化中辍。但在修订书稿的讨论中，当年负责起草书稿的董筱丹博士发现原书稿的缺陷恰在于排除了“国初危机”这个叙述就不完整，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八次危机》的研究始点若设定在1959—1960年，就不能满足我们对自己设定要遵循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的原则性要求。
我们认识到的规律是：
民国时期的高通胀导致工商业96％左右的资本用于投机，因为不论任何经济体制只要发生恶性通胀就会使制造业的利润跟不上通胀，从而迫使产业资本家析出资本进入投机领域。同理，1949年刚刚接手大城市的新政权一方面要面对民国遗留下来的私人资本绝大多数囤积居奇的投机风潮；另一方面，在城市经济不可能短期恢复的条件下，也只能以赤字财政维持城市的基本运转，而在没有黄金或硬通货储备的情况下还只能大量增发货币弥补赤字。如此，按照现代经济规律演化出的不可逆的结果就是通胀恶化、直接威胁新政权的生存。这也是很多下层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根植于城市的政权旋即失败的主要教训，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屡见不鲜……
这一危机的缘由可以上溯至国民政府1935年的依附型币制改革。自然，要成功治理这场延宕十几年之久的危机必须重建经济和金融主权。因此，我们给本书确定的主题是“去依附”——这是埃及思想家萨米尔·阿明针对欧洲中心主义话语权掌控第三世界而提出的“依附理论”的核心观点，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论其处于产业资本阶段，还是21世纪的金融资本阶段。
共产党新政权与国民党旧政权在应对危机时的最本质差异，表面上看是新政权没有像旧政权那样依靠大批海归精英和外国势力参与“顶层设计”，实质上是靠无数革命者流血牺牲才得到的“革命红利”——以革命的名义没收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化资本，以及和旧政权密切结合着的买办集团官僚集团资本，构造出以“全民所有制”作为基本所有权属的“国家资本”，作为新政权建立经济和金融主权的“压舱石”。正是靠了国家资本和农村的土地改革天衣无缝般的密切配合，新政权可才完成了对控制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彻底“解殖”。
这一点，也恰是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本质性差异——大部分后发国家通过“和平”方式解殖之所以被发达国家赞赏，乃在于虽然后发国家通过谈判取得了政治主权，却任由原殖民者继续控制其主要经济部门，因而没有可能在经济上完成解殖，随之，则势所必然地跌入发展陷阱；反过来却被本国精英及其外国主子嘲笑为没有彻底“西化”……
土地革命的作用将是下一部分的重点内容，这里不再赘述，而是想做一点引申：
也正是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完成土地革命，萨米尔·阿明在“依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去依附”理论，主要经验依据就只能来自通过民族革命重构了完整的政治经济主权的中国。过去十几年，萨米尔·阿明曾与我们团队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多次深入交流，大家讨论了中国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过渡阶段如何创新“依附理论”、如何规避金融全球化导致金融资本必然“内爆”带来的巨大冲击等问题。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 ① 我们还偶尔去参与“世界社会论坛”这样的第三世界进步力量表达存在的大会，赞叹着他以八十多岁高龄仍然绝地反击、与被“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掌控的世界社会运动中的无孔不入的势力作斗争……阿明老人之辞世，确实是发展中国家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的重大损失，甚至可以遗憾地说从此不再有因思想上追求“去依附”而对第三世界能够起引领作用的伟大理论家！为此，我们一直想对萨米尔·阿明表达深切的同志般的怀念。现在这本以他的理论命名的书问世，也是我们团队对阿明的纪念。
本书所发掘的建国初期因“去依附”而得以实现危机软着陆的认识，对今人仍有借鉴和启发：当年，人民国家凭借政治主权向财政和货币体系做赋权的同时，对人民生活的最主要必需品采取“折实”的方式来稳住国家信用，这个体现国家金融安全只能依靠对百姓“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传统政治文明，与今天人民币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回归主权货币的“换描”讨论，隔着70年的时空遥相呼应……由于当代中国利益结构复杂化并且都在影响决策是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本书的归纳和分析才有普遍性：读者无论自觉或不自觉地归属何种利益群体，都可以从中找到确曾真实有效的经验借鉴……
这些不循常规的认识，出于我们当学者的责任，那就是刨根问底！循着这个“国初”危机的相关问题，我们不期然一刨就是三年多。现在看，这个付出很值得。我们对这段历史经验进行了重新发掘，探究了它对发展中国家解殖、去依附的普遍性借鉴意义，并将中国危机及其应对的经验研究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相一致的时间点上推至1949—1950年……
读者细读本书也可以发现：中国走出建国初期经济危机的具体过程，对其后几十年的路径选择具有奠定基础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奋斗历程中徐徐展开的波澜壮阔的画卷，几乎都可以在建国初期的这几年找到不可忘记的原初。